秦耕文集

台湾民众为什么要选择陈水扁？ 　　 　　秦耕 　　 　　 3月20日下午，随着台湾各大电视媒体电子计票显示器的跳动，台湾民众几乎被平均分割为蓝绿两大阵营，当最终的数字被确定下来时，差距仅有0.11%，在一次投票率超过80%的选举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相对于四年前陈水扁以39%的得票率当选，他这次的得票率提升了11.11%。就在大陆媒体反复向民众灌输“陈水扁执政乏善可陈”、使民众在强烈暗示中以为连宋可能当选的时候，现在这个选举结果确实使大陆民众深感意外，甚至可以说真正感到意外的是大陆一方而不是海峡对岸。 　　 我不想卖弄我的高明，甚至在3.19枪击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我的判断就是台湾绿营胜出。因为连宋搭配的国亲联盟，在台湾象征的仍然是腐败、无能、老迈、保守和失败，是从公元1949的失败、“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失败到公元2000年的执政失败等“节节败退”；而民主进步党的绿营象征的则是进取、改革、活力、民主与希望，是从反对一党专制、争取言论自由的民主斗士、绿岛监狱的囚徒、流亡海外者到台湾宪政改革的不断进取。从蓝绿两大阵营的象征性对比中，是不难对选举结果作出判断的。2000年陈水扁大选胜出时，大陆民众就在“正确舆论的导向”下，误以为台湾民众选择的是“台独”和战争，岂不知他们选择的仅仅是改革、廉政和民主。两年前我就指出过，“台独”在台湾从杀头、坐牢、流亡到组党、执政的过程，正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从希望、等待、失望、到无奈甚至绝望的过程。如果台湾民众一日看不到与祖国大陆统一的希望，“台独”在台湾的民众支持就会上升一日。陈水扁四年前的当选和四年后的再次当选并且得票率上升11.11%，就是证明。 　　 台湾民众在大选中以50.11%和49.89%被分割为泛绿和泛蓝两大阵营，这是一道流血的伤疤，这是台湾民众心中的“海峡”，也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流血的“海峡”！这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割裂，也正是台湾民众在民主进步和统一祖国之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二难选择，是无法选择也同样无法放弃的悲剧。大选之后的泛蓝阵营，“愿赌却不服输”，玩弄“选举无效之诉”的闹剧，如果继续把精力放在政治斗争、竞选游戏上，如果继续对执政党进行挚肘、攻击和玩弄手腕，将只能进一步走向没落，在2008年的选举中将被台湾民众进一步抛弃。泛蓝阵营如果还有政治智慧和执政雄心，如果还想赢得台湾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勇敢的走出与祖国大陆谋求统一的步伐，以暂时还能代表台湾49.89%民众支持的在野党身份，迅速与海峡对岸实行互动，甚至派出常设机构进驻北京或香港，开始进行“多党竞选、一国一制”的统一谈判，否则，四年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悲惨的失败！对大陆来说，如果不迅速与台湾的泛蓝阵营开始对话、探讨中国统一的可行方案，四年之后泛蓝阵营在大选中崩溃后，将在台湾失去谈判的对手。泛蓝阵营在台湾的崩溃，意味着泛绿阵营对台湾社会多元政治力量有效整合，将在一段时期形成泛绿主导台湾政治命运的格局，统一祖国的机会也将变得更加朦胧。 　　 令人真正痛心的是，台湾大选与公投成为世界焦点，1000多媒体记者聚集台北时，大陆的任何媒体却对此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似乎大陆13亿人觉得这一事件与自己无关？！似乎外国人比中国人对此更加有兴趣？！直到事件尘埃落定后，才以发言人声明的方式冷漠的表示“我们知道了”。我理解大陆当局不知道如何面对、因而所有媒体也就“不知道该怎样来报道”的尴尬和窘迫，但我在这种尴尬和窘迫的背后，却看到了比泛蓝阵营的悲剧更加可怕的东西。 　　 2004-3-20

中国人的“日内瓦海峡” 秦耕 5月17日，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申请第8次被否决。据说与往年不同的是，关于是否接纳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卫的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持续到晚上8：40时，使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各项议程不得不向后推迟。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萨斯疫情正在全世界肆虐，台湾和祖国大陆、香港一样正遭受萨斯的严重威胁，全世界正在首次尝试以全球合作的方式控制疫情，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唯一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的申请在那时同样被否决。 大陆的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使用的是“打了一场胜仗”的语气，而我看到的则是，在中国人之间分明横亘着一条深深的“日内瓦海峡”。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按照善良本意预想的，应该是由代表中国主权的大陆，主动向世卫提出，在世卫组织里为台湾地区增加一个观察员席位，这样使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世卫都可以表达中国人的声音，在国际组织多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就能多为中国人争取一份权利，参与全球医疗合作，并且使两岸的中国人可以在世卫的架构内部方便的进行两岸之间的医疗合作。遗憾的是中国大陆一方没有主动提出这个善莫大焉的申请，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台湾地区主动提出这个申请时，首先遭到的竟然来自中国大陆的坚决反对！并且是连续第8次激烈反对！遗憾之外，令人震惊的则是，台湾地区的申请在得到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支持时，中国大陆与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辩论，不惜以打乱世卫大会的议程被为代价。两个方面的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吵架，这是丑闻还是体面？如果仅此，我也许仍然不打算说什么，但我看到中国大陆以“打了一场胜仗”的态度来自我表扬时，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了。 世卫固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组织，只有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主体才能成为世卫的正式成员，但这种“准入资格”并非一成不变，并非没有任何灵活性。加入世卫和加入联合国是性质不同的，首先是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它们的“准入程序”也很不相同。作为一个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在正式成员之外是否可以有“临时成员”？是否可以有“非正式成员”或“观察员”？甚至“非正式观察员”？而台湾现在所申请的，仅仅是以非国家资格所拥有的一个“观察员”身份。这个身份所得到的好处，也不过是与全世界进行医疗人道方面的合作。也许我辈凡人目光短浅，至少我看不出这里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我不相信台湾一旦以观察员身份进入世卫就会“在独立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就会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实质，我更看不出世卫组织中多一个代表台湾地区的观察员就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相反，我以为如果世卫中多一个代表台湾地区的观察员，中国的主权就体现得更加完整了——台湾2300万中国人的声音也能够得以表达。世卫组织内部的合作、沟通、交流非但不会使中国分裂，反而能够因为交流而增加互相之间的善意、理解与互信，为最终统一创造条件。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在东边的台湾海峡，刚刚扬言“不惜一切代价”发出动武通牒，在西边的世卫组织总部内瓦，同一天又发生了中国人的竟日争吵。动武不会使中国人之间的分歧弥合，争吵也不会使中国走向统一。争吵只能在中国人的内心制造新的伤痕，增加彼此的敌意，把日内瓦也变成中国人之间难以弥合的“海峡”，使两岸的中国人心灰意冷。 两岸的中国人只有在善意、爱心和共同的价值观下走向统一。我们需要善意而不是争吵。日内瓦的争吵不是谁胜谁负，它是中国人共同的失败。 （写于2004年5月18日上午，此时此刻友人杜导斌正在湖北孝感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以此文献给他，也献给我们共同的非暴力理念。）

台湾大选后的两党政治竞争 秦耕 今年六月初的一天，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执政的民进党召开了一个纪念性的研讨会，他们提出应把长期、公开的支持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作为该党今后的一项基本政策。从电视画面上看，主持会议的是该党秘书长李应元，似乎谢长廷也出席了。虽然研讨会规模不大，但这是第一次从民进党高层传出的关于大陆政策的另外一种声音，让人们觉得民进党也许不完全是一个“台独党”。我的看法则是，这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蓝营政党竞争的策略，他们想取得大陆政策的主导权。 大选后的台湾，国民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对内，因为有腐败的执政历史，所以提不出能令老百姓放心的“治岛政策”；对外，因为有连续失败的战争历史，因而也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大陆政策。正如台湾民谣所言国民党“打仗打不过共产党，选举选不过民进党”。简而言之，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历史是从“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民主均富统一中国”的失败史。如果国民党再提“反攻大陆”，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三民主义”和“民主均富”统一中国的主张，同样遭遇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台湾热脸贴在大陆冷屁股”的惨败。这一失败，最终导致了其执政地位的丧失。如果说一个执政党的失败以失去执政地位为标志，那么比失去执政地位更可怕的则是，在失败之后还找不到失败的原因，也提不出新的主张！而这，已经是其是否还有必要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的问题了。这其实就是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尴尬处境。 与此相反，民进党的崛起，正好和国民党的衰败呈“相对运动”态势，一升一降，一衰一荣。民进党在台湾从杀头、坐牢、流亡到合法组党、参选、乃至执政，其节节胜利，正好以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为条件，其实质就是，没有国民党几十年来各种统一大陆政策的相继失败，也就没有民进党今日的执政地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民进党的“台独”，是台湾百姓在吃了国民党几十年“统一苦药”仍不见效后，在无奈中吃下的“独立摇头丸”。在2004年大选中，台湾社会被迫分裂为泾渭分明的蓝色和绿色两大阵营，也可以说是“统一苦药”与“独立摇头丸”之间的对阵。由此可见，台湾大选后的两党政治竞争，其焦点仍然是对今后大陆政策的定位。 国民党“统一大陆”的失败，导致其执政党地位的丧失，其“放弃大陆”的政策则进一步导致了党内的分裂。在宪政体制下，政党的执政以民意拥护为合法性前提，那么请问国民党：一个原本要统一中国的政党，在统一大陆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之后，自己还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吗？从绿营来看，“放弃大陆”虽然可以为自己找到部分政治基础，使台湾社会从政治幻想回归到政治现实，但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愿意面对这种痛苦的政治现实，都愿意“放弃大陆”，甘做台湾“蜗牛民主”。由此可见，不管蓝绿两党谁想在台湾取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都必须在大陆政策上有所作为。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通过大陆政策的重新定位，保持住自己原来的民意支持不再继续流失；对民进党来说，则是通过大陆政策定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民意支持的基础的问题。大选之后，大陆政策成为蓝绿两党谁也绕不过去的十字路口。 在我看来，民进党提出长期、公开支持大陆民主化进程，就是政策调整的信号，他们想抢在国民党之前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台湾蓝绿两党，不管谁抢先提出以多党政治竞争方式统一中国，谁就会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这种支持甚至包括了海峡两岸的民意；同时谁也就摆脱了“岛屿政党”的畏缩心态，为自己找到长期、远大的政治理想。对台湾民众来说，也会使台湾海峡变得更加安全。 2004-6-8

二．在公安局里做客 　　　　　　 　　　　 事实上审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始。 　　　　 在刑侦领域，预审专家认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最初24小时，是进行审讯并侦破案件的最佳时期。同时法律也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24小时内应该进行首次讯问，法律专家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无辜者被错误羁押。但我认为，这个规定的本意在于保护人权，但更在于保证破案。 　　　　 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随便坐坐一样，我被两个温和而亲切的公安请到了公安局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其中稍胖的公安已经告诉我他叫周胜利。他对我说：“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 　　　　 我说：“那当然，我今天要毫不客气地当一回贵客。” 　　　　 我和周胜利及另一个警察对坐会议桌两侧，一边闲聊一边喝茶、抽烟，在那一段时间，走廊上不断有人回来的脚步声，我知道满城搜捕的大队人马，陆续撤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便衣走到会议室来，说累死啦，一边说一边换他的警服上衣。周胜利问：各路口都撤啦？那人说：都撤啦。我心中偷偷地乐――把我上午未能亲眼目睹的一幕，总算多少给了一点补偿。 　　　　 为了确认我并非是“随便来坐一坐”的，我说：“我要上厕所――我想应该有人陪我去吧？” 　　　　 周胜利说：“好！我陪你去。” 　　　　 听这么说，我轻轻一笑。不知他是否明白我的笑意？ 　　　　从厕所回来，我们仍在那里闲聊，仿佛同事之间，在工作不紧张的时候所进行的无主题谈话，间或还讲几句笑话，大家就一齐笑。 　　　　 突然，会议室的门嘭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人一齐受惊，同时转头去看――门口站着我的妹妹，她一脸怒容，说：“哥，咱们回家！”说着就走进屋来，拉着我的手往出走。她一定把自己当英雄，把大哥当作需要她保护的弱者了。但我相信她不知道她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不是劫狱、劫法场，也是妨害执行公务。虽然为了麻痹我，他们此时仍未表明已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但他们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宣布，并宣布妹妹的行为严重违法。 　　　　 我赶紧笑着对妹妹说：“没事没事，你别急，我在这里没事，你赶快回家，告诉父亲，就说我很好，让他千万不要为我担心”。见我这么说，已经站起来的周等二人，才不紧张了。 　　　　 我仍然面带笑容，一边劝说，一边按着妹妹的肩膀，把她推到门外笑着说再见，并眨一下眼睛。妹妹一脸迟疑，带着一大堆的莫名其妙走。记得很清楚，是我亲手关闭会议室的门，走回桌边坐下的。 　　　　 他们此时一定以为我很傻，是十足的呆子。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周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没有，周就拿自己的碗，到公安局食堂给我打来一份炒米饭，我老实不客气地吃起来。米饭很香，公安局厨师的手艺不错，十几年后我还能回忆起那个香味儿。 　　　　 吃完，我彬彬有礼的说：“对不起，只好请警察先去给我刷碗啦！”另一个警察忙说没事没事，我去洗。看来周是他的头儿。 　　　　我期待已久的事情，是从晚上六时开始的。 　　　　 六时许，会议室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位仪表堂堂的大汉，端坐在长会议桌一侧正中，身旁各列坐三位，另一侧坐着我一人——这阵势，我就像是即将给他们发表讲话的领导。 　　　　 周胜利指着正中端坐的大汉，说：“这就是我们公安局的黑局长。” 　　　　 “你好!”我仍彬彬有礼，面带笑容。 　　　　 “你就是秦耕？年纪不大，名气不小呀!”黑局长开始说了第一句话。 　　　　 我马上说：“你也不必谦虚，有话请直说。” 　　　　 黑局长突然厉声说：“你是这个县的人，家乡把你培养成人才，但你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不建设自己的家乡，却跑到外地去……” 　　　　 各位看到这里，一定莫名其妙，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人才自由流动初步开始，本省有大量知识分子流往沿海较开放地区，我所在的县也走了十多名，我是其中之一。据说县长一次在县政府礼堂召开的大会上，严厉谴责了这十几名逃兵，并说“他们是这个县的叛徒!”。黑局长从这里开头，当然是想从道义的制高点上，给我来一次迎头痛击了。 　　　　 不等他说完，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击：“这是我的个性自由，完全是我的私事!” 　　　　 “个性自由”现在已不成为问题，甚至这个词都已经消失了，但八十年代，公民有无个性自由，能否随便穿“奇装异服”、戴墨镜、蓄长发和化妆，都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学术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自由？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狂妄、高傲、目空一切、与党和人民为敌，这就是你的个性自由？” 　　　　 我这时真生气了，说：“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作为公安局长，请你只和我谈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我的个性，不是你和我在此时此地应该谈论的。“ 　　　　 黑局长一时语塞，但他毕竟不简单。稍一犹豫，他说：“今天把你请到这里，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交代与法律有关的问题。” 　　　　 我说：“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们公安局请来的客人，你们并未以任何罪名宣布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果惹得我不高兴，我站起来就走!” 　　　　 说这一番话时，我语调高亢，表示我可不是开玩笑。说完，公安局会议室突然沉寂了。现在想来，他们当时一定是在琢磨，是改变原计划先宣布将我逮捕呢，还是计划不变，在我全无防备的状态下继续突审以智取胜，然后再宣布逮捕？ 　　　　 两侧的人都在看黑局长。局长很平静。 　　　　 他开始说话了。他这次从今年四、五、六三个月谈起，先叙述、分析，包括“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名句，然后语锋一变，进行严厉谴责，中间还拍了一下桌子，最后宣布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碍于话语尺度，恕我不能写出他的原话，不过，当时的过来人，都从陈希同的一个长篇报告里看到过些内容。可以说，黑局长的谈话，就是陈希同报告的浓缩版，只是在宣讲过程中，融入了他的个性和感情色彩，包括他的表情、语气、手势。说实话，他的这一段话，感染力远在陈希同之上。至少他让人觉得他是发自肺腑的，是真诚的。陈希同在电视上宣讲那个报告时，全国人民只看见四个字：满脸横肉。 　　　　 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平静地、专注地看着他。我表明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听众。但作为国家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否从我身上“侦察”出了什么？ 　　　　 只是在这一段讲话过程中，我没有打断他。 　　　　 当他快要结束时，出其不意地说：“一小撮自不量力的人，妄图‘以人的姿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阳光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是不能得逞的！” 　　　　 实话说，听到他引用的这句话，我心里一惊。 　　　　 我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当然，我同时也明白，这是他精心准备的心理攻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罪行！现在就等着你坦白从宽了！ 　　　　 我面带微笑说：“呵！你读过《XX宣言》了？那是我执笔起草的，前半部分写得不是很精彩，当时我也不满意，后半部分还可以吧？——当然啦，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坦然地放在阳光之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 　　　　 “……他们的梦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将会被砸得粉碎！”黑局长接着被我打断的话茬，继续说：“凡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坦白从宽是唯一的出路！今天我的谈话就到这里，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向我们的同志老老实实交代！” 　　　　 说完，黑局长立即起身，离席而去。 　　　　 另外三个人也随他一起出去了。屋里还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下午将我轻松抓获的周胜利，另一位姓杨的小伙儿，我本来就认识，他父亲去世，他顶班进公安局当了警察。小伙人不错，平时在街上碰见我，总要开口叫“秦老师”的。周胜利介绍说： 　　　　 “这位是我局政治保卫股的刘中亚股长。” 　　　　 “你好，刘股长！看来要和你打交道啦？”我笑着说。 　　　　 刘股长回避了我的套近乎。他说：“刚才我们黑局长对你进行了一番开导，希望你能按我们黑局长的要求，老实交代你的犯罪罪行。咱们现在开始，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恍然大悟。刚才搞错了。黑局长并非来和我对话的，他是来一个居高临下的训斥，其目的就是给我来一个下马威或者叫“先打三十杀威棒”，便于即将开始的审讯能够顺利进行。明白了这个，我才意识到，黑局长此时一定还窝着一肚子火呢，谈话总是被人打断不说，训斥对象的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嘿嘿。 　　　　 接下来，真正的审讯才开始了。 　　　　 这是一次长达十个小时的马拉松审讯，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时以后。

、 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缉拿归案。 　　　　但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有几套预案。并且经历了失败、失望甚至沮丧之后，却意外将我抓获。 　　　　那天上午十点多，我上街去了。我家住在离县城大约三公里远的地方。为给母亲奔丧，我回家已蛰伏了几十天，母亲在1989年6月6日偷发脑溢血病故，昨天是母亲的百日祭奠，今天我计划和几位朋友告别，明天就将再次远行。 　　　　在街上首先遇见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他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儿，我站着和他聊了几句。他和我都无法预见，我和他的这次偶然闲聊，使他日后也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 　　　　 刚走了几十米，正欲去一个朋友家，突然见我妹妹骑自行车迎面冲过来——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果然，她大叫：“哥！公安局分三路到咱家抓你了！父亲叫你快走！”说着，她把我放在家里的证件、钱物等塞入我手中，同时说：“快，快点儿！” 　　　　我哈哈一笑，说：“没事儿，你回家去告诉父亲，就说我没事，让他放心。” 　　　　妹妹显然因我的平静和坦然而放松下来，但当她调头回家时，从她频频回头的动作和眼神中，我知道她当然不可能完全放松。我就微笑着给她挥手。 　　　　到了我计划中第一个告别的朋友处，坐下来喝完一杯茶，谈了我下一步的去向。这时我突然想到，兵分三路去我家围捕、并遭到失败的警方，现在说不定正在向我这个朋友处来呢。我就说，咱俩换个地方说话。 　　　　在这个院子，还住着我另一位大学同学，他在外地工作，只有他妻子和女儿在。我告诉我的朋友，咱俩去对面××家坐一会儿，半小时内，我让你看一出蹩脚的警匪片。朋友明白我的话意，两人就笑着移脚对面的同学家。 　　　　 同学的妻子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去。我说，你把门打开，再把竹帘放下，我等着看电影。同学四岁地女儿正在午睡，小脸蛋圆乎乎地，呼吸平静。我想起她出生那天，同学兴冲冲跑到我处，大叫“快去我家看我女儿！刚出生地孩子可真是丑呵！”于是我和他又兴冲冲跑去他家——结果遭他妻子迎头训斥：一对傻瓜！我和同学只有围在床边嘿嘿傻笑。 　　　　我拿起水果刀削好一个苹果，说：“等莎莎醒了，就告诉她，这是她叔叔专门为她削的。”同学妻子问我：“你今天怎么啦？”我说：“等下次再见时，说不定莎莎已长成大姑娘啦”。同学妻越发解，我哈哈一笑，故意不作解释。 　　　　我无法预计我在监狱的高墙里将要待多久。 　　　　等了快一个小时，我预想的警方包围、埋伏、破门而入却扑了个空，岂不知我此时就在他们身后二十多米处隔着竹帘看热闹的情景并未发生。我不免有些失望，觉得他们真是太笨了。全县人都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是谁，他们怎么就找不到我？ 　　　　其实妹妹刚才还告诉我，警方是兵分三路包围我家的。我已清晰地想出了那个场面：一队人马上到我家屋后的山上，负责外围警戒，高瞻远瞩，周围情况一目了然。另外两队分别从两个方向对我家实施突然的合围袭击。公路在我家门口一个大转弯，从我家出发，两个方向都可走到县城，只是在县城的不同地点。他们在我家扑空后，正在和我父亲谈话时，妹妹伺机从另一个方向离开，避开他们地目光，借辆自行车抢先到城里，并很走运地碰见我。 　　　　没有亲眼目睹紧张而失败地抓捕行动，我只有放弃了。我和朋友向同学妻子告别后，一边散步一边走到城外的河边。这时我实话告诉朋友，县城里，警察们现在正忙得满头大汗，恨不得把全城翻个底朝天。他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有点急了。我说：抓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急什么？ 　　　 他只好陪着我继续在河堤上散步。 　　　　“下一次散步，也许是多年之后了。我今天要好好享受阳光和河水的哗啦声，还有杨树叶飘落时的轻盈。”我说。 　　　　差不多走了两公里远，也几乎是从城西绕到城东了，中间还有几次坐下来聊天。这真是一次很不错的散步。 　　　　我说：“现在进城去。” 　　　　朋友说：“监狱毕竟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我建议你还是设法逃走。” 　　　　“你真的以为我能逃脱吗？他们上午在我家的失败和此时在城里的茫然无措，只是暂时的——相反，你陪着我此时的闲庭信步，才真正是暂时的。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中国之大定然不会有我永久藏匿之地。王军涛在武汉等地的藏匿就是例证，当然我此刻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如果长期藏匿，唯一的后果就是让灾难波及那些好心的人，王军涛在武汉的躲藏终于连累了二十七个人共同受难。 　　　　 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想过如何逃走，我的内心在激烈斗争，一个我强烈要求马上逃走，另一个却说：老兄，别逃了，没用的，你不可能逃掉。当时的每一分钟，我都可能跳下河堤，涉水而去，逃之夭夭。 　　　　但我始终面带微笑，好象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朋友只好陪我进城——沿着东环城路，我再次走到城里。生活一如既往，看不出任何异常的迹象。我顺路又拜访了两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朋友照例要留我吃饭，我笑着说，等我下次回来吧，你一定要准备一瓶好酒。 　　　　沿东环城路走到北新街，再沿北新街自东向西走去。 　　　　这条街既是本县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同时也是省际之间的国道，交通繁忙。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及县看守所都再这条街上，同时我两年前离开这个地方时所任职的那个部门，也在这条街上，在那里有一间我住了四年之久的宿舍。那是我阅读、写作和与朋友聚会的地方，我总是对那些聚集在我宿舍的朋友们说：这是全县唯一的言论自由之地。朋友们也曾把我的宿舍称作“第二图书馆”，言下之意：除过县图书馆，就是我这里藏书最多了。1986年底本地区最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在此地策源。我甚至有一个习惯，离开时不锁房门，以便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那是我把刘晓波的《与李泽厚对话》复印一份放在桌上，以便谁都可以随时来阅读的日子。 　　　　在这条街的另一处，还居住着我当时的恋人。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看她那瘦小的样子，我把她叫做“蚊子”。两年后的这次重回故乡，我曾与她有一次相遇。她个头长高了，也丰满了。我从人行道上走过时，她突然从屋里走出来。我一惊：好漂亮的姑娘！我笑着说：小姑娘，你长大啦！她飞红了脸，说：“我宿舍在506号！”说完就跑开了。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朋友都笑了起来。 　　　　两年前我可给她写过很多爱情诗的。 　　　　后来曾听人说，我在监狱里时，她多次哭着说要去看我。这当然是不会被允许的。她终于读懂那些诗啦。真是一个好姑娘。 　　　　 入狱那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在这条被称作北新街的大街上长达350米的散步途中，未能与她相遇。 　　　　我在这座小城里，也算是一个“名人”吧，虽然离去两年，此次在特殊情况下回来，基本不公开露面，但在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碰见百十个相熟的人和你打招呼。就在我走到县农业银行大楼前时，碰见一个熟人，握手，说话；正说间又有熟人路过，于是也停下说话。只要我停几分钟，就可能聚拢七八个人来握手、打招呼、站下来说话。当时正是这样，有七八个人停下来和我说话。 　　　　我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我本能地转过头。两个我不认识地男子，离我十多步远，缓缓向我走来——我知道时间到了。 　　　　他们走到跟前，再次招呼：“你是秦耕吧？”我说是的。我已看见他们下身是墨绿警裤，裤缝还缝着一条红线。其中稍胖地男子说“走，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去。” 　　　　我笑着对身边不解地人说：“朋友们，再见啦！”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我握着陪我散步地那个朋友的手时，用力握了一下，哈哈一笑。然后转身对那两个警察说：咱们走吧。 　　　　　后来，本地区流传着一个说法——是这个朋友出卖了我，说他如何如何配合公安设计将我“诱捕”，并曾有多人——当然是一群热血的小青年了， 　　　　扬言要取他性命，幸亏有一位年长者劝阻，他说只要他不逃走，我们暂时先留着他的性命，等秦耕出来、确认之后再收拾他也不迟。这当然是一桩冤案了。 　　　　我们依旧用散步地速度向前走着，仿佛握刚才自东向西的散步仍在继续，只是陪同我的是另外两个朋友罢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他们表面放松，但心里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如果我试图反抗或逃走，那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一次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起他们了，我故意不给他们机会，也许我是小人之心了。看着我轻松的样子，他们一定以为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呢。我终于忍住没有笑出来。 　　　　记得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我们快走到公安局门口时，另外一位在乡下中学教书的朋友骑自行车迎面过来，他看见了我，大叫我的名字，同时刹住车，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笑而不语，向他挥一挥手，表示再见。他不甘罢休，重新骑上车调头追来，一边喊：“停一下，停一下，我和你说几句话。”我回头笑笑，再次轻轻挥手表示再见，当他快追上来时，发现我们三人突然拐进县公安局大门去了，他一时刹车不住，前轮碰到公安局大门的左水泥墩上才停下。进门之后，我再次回头，这次我发现他一脚点地，一脚架在自行车横梁上，向公安局院内窥探，一脸困惑。 　　　　我就再次回头给他一个微笑。从他的视角，可以见到我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公安局院内大楼的墙角之后。 　　　　就这样，警方将我成功抓获。好戏也要开始了。

 秦耕
　　
　　 在电脑的中文输入法中只要敲进gandi这几个字母，弹跳出来的词汇一定是“甘地”，这说明甘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固定词了，尤其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应该说无人不知甘地无人不晓甘地，但当甘地死去56年后年我在中文互联网上尝试从事甘地的阅读和评介时，从信息反馈中却发现中国人对甘地其实有着太深的误解和太多的不解。“非暴力抵抗”无论从实践还是到理论，本来就有着太多的争论，而且至今仍然在继续争论着。别的不说，仅仅就这种社会实践运动的命名，就出现过多次演变。从托尔斯泰所宣称的“不以暴力抗邪恶”，到美国人梭罗第一次提出“公民不服从”，再到甘地的“文明的反抗”等等，甘地一生都在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实践，因此他发明的名称也就最多，从最早的“文明的反抗”、“非暴力斗争”、“不合作”、“非暴力抵抗”、“真理的力量”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他分别使用过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甚至泰米尔语来尝试寻找尽可能接近其本意的名称，他甚至曾经公开征集过恰当的名称，但使用过的每个名称他又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到了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名称又变成了“消极抵抗”，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者们才大致统一使用“公民不服从”这个概念。“非暴力抵抗”在中国汉语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的词汇，较为近似的词汇也许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以柔克刚”了。名称的多样性客观反映了内容的争议性，所以对甘地有误解和不解，其实是很正常的。当然，这种误解和不解与官方对甘地“唯心主义”、“不讲阶级斗争”的价，是两种性质的，因为甘地对他同时期发生在俄罗斯的革命持完全否定的评价，所以官方这样定义甘地实不奇怪。就在中国人狂欢在除夕之夜时，我愿就我对甘地的理解，再次和朋友们进行交流。
　　 误解之一：甘地离中国很遥远
　　 我的朋友狄马在关天贴过一篇《甘地的限度》，实话说文章对甘地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包括提到在二战阴云正织时甘地给希魔的一封恭维信，“此时只有阁下您有能力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以至于成为历史笑柄。诚然，在甘地给希特勒写信时，可能抱有或多或少的天真成分，但更多的可能是，也许这种结果已经在甘地的预料之中。我承认甘地经常有天真的成分，但他真正的苦心其实就是决不放弃任何努力。如果他确实有局限，我宁愿这是他唯一的局限。但中国人对甘地的第一个误解并不是认识到了甘地的局限，而是更多地夸大了中国人的局限，这就是“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被学术界命名为“公民不服从”后，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学者是美国的罗尔斯，他把“公民不服从”行为严格定义在这样一个范围：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罗尔斯同时也以排除的方式明确表明，在一个非民主和非法治的社会，不考虑公民不服从的可行性。我关于甘地的文章在互联网发表后，受到的最多置疑其实也就是罗尔斯的排除式判断：非暴力抵抗适合于中国吗？置疑者举例反问：在伊拉克、朝鲜、古巴这样的社会你尝试非暴力抵抗结果会怎么样？有幸在浙江大学双博论坛演讲时，我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没有绝对的可行与不可行，区别仅仅在于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效果的大与小。
　　 我承认甘地1917年在印度领导其历史上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具备的很多条件，中国在现阶段仍然是不具备的，如在遥远的三巴朗（相当于中国边远省份一个边远的县），律师业务已经十分发达，当地有众多执业律师，而且律师已经是自由职业者因而能够在办理律师业务时保持比较彻底的独立性（中国律师至今还远达不到其水平）；这同时说明在印度当时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英国普通法的秩序，社会争端的解决方式已经主要以司法方式进行而不是以行政方式进行，而在中国至今仍以“领导亲自过问”奉为美谈；当时印度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三权分立政体（行政官、司法官和立法机构是分立的），而中国至今还在一个核心的统一领导之下；当地官员的执法行为明显受到了程序法律的规范，如他们不敢将甘地随意收容、劳教、拘留，当然更不敢秘密绑架、暗杀，警察只能站在甘地身旁消极、被动地等待犯罪证据的出现，对甘地的所有阻挠只能被迫在法院里公开进行……三巴朗法院审判甘地那天被人群围困、打破玻璃的严重情形，如果发生在中国，甘地肯定会以“煽动颠覆”被枪毙或终身监禁的，而不是撤消案件，让甘地自由调查。我承认上述差异，而且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至今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但我坚持认为甘地离中国并不遥远，非暴力抵抗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实践的可能，只是比甘地的条件更艰苦、取得的效果也许更微弱而已，因为我们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符合罗尔斯所说的“民主法治”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非暴力抵抗的条件本来就是需要通过实践来创造的。
　　 误解之二：非暴力抵抗过于回避风险
　　 在这样的误解者看来，非暴力抵抗是一种很轻松、很潇洒的“秀”，是一种安全行为，不服从者无须承担多大的风险。甘地自始至终是十分清醒的，他说：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的必然命运就是坐牢。因为你拒不服从的是国家的法律，法律必然要对你进行相应的惩罚，区别就在于一个公民不服从者对这种惩罚是预先知道的、是无所畏惧的、是自愿接受的。甘地到三巴朗调查靓青种植情况时，预先知道政府可能逮捕他；当接到要求立即离境的书面通知时，他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当他站在法院接受审判时，他知道可能的判决，而这一切，他都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他在凯达领导农民减税的“非暴力抵抗”时，农民们因为拒不缴纳依法应该缴纳的税赋，政府把一部分种植洋葱的土地没收了，甘地号召那些土地原来的主人公开收获各自的洋葱时，他们明明知道政府会以“盗窃罪”抓自己坐牢，还是欢天喜地的去“盗窃”洋葱，然后等待政府来抓自己。其中有一个人此后一生中都希望别人以“洋葱贼”的雅号来称呼自己，当作一种至高荣誉。
　　非暴力抵抗完全拒绝使用暴力，因而他们在反抗时所减少的风险，与暴力反抗相比，也只是少了使用暴力所带来的那一部分。除过暴力之外的一切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他们都可能采用，如在印度，他们故意违反禁止集会的法令公开集会，在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时，“天天像过节一样组织工人在大街上游行”，这样做的后果虽然不至于杀头，但坐牢则是可以肯定的了。非暴力抵抗排除使用暴力，使自己减少了被杀头的可能，只面临经常坐牢的风险，甘地一生就先后12次入狱，在他开始坐牢的后半生中，平均2—3年就被逮捕一次。但甘地拒绝使用暴力的初衷却并非因为恐惧杀头，而是因为非暴力抵抗者认为自己可以用爱的力量战胜暴力，他们将以德报怨、以爱化仇。当然，非暴力抵抗者在实践中也有随时付出生命的可能，如在印度，就发生过国大党因为公开举行集会而遭到大屠杀的惨剧。
　　 任何一个对恶法选择非暴力抵抗的人，都应该随时做好坐牢的准备，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如果这不算是风险，那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算作风险？
　　 误解之三：非暴力抵抗软弱无力
　　 这可能也是甘地最难以被中国人理解的地方，因为几千来中国人对专制暴力已经习惯于在屈服和暴力反抗之间进行钟摆式选择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是中国人最好的托词。诚然，在一个赤手空拳的秀才与刀枪在手的士兵之间，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甘地对他所从事的活动最后选定的名称是“真理力量”，这是一个印地语的组合词，因而在有些资料中，人们也能发现“非暴力抵抗学院”被翻译为“真理学院”的情形。刀枪之力仅仅是物理之力，而非暴力抵抗之力则是“真理之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
　　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故事是一个从英国来的黑人老师在课堂上给小学生播放美国民权运动时的影视资料，在录象中，黑人在公共汽车上被殴打、被扔下汽车，他们一声不吭再爬上来；他们在酒吧里被殴打、被踢倒在地、被把咖啡泼得满头满脸、被抬起来扔出门外，但他们仍然坚持进入酒吧；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决不反抗，依然坚持做他们想做的事，直到被抓进监狱……课堂里一片嘘声，老师让学生评论，学生们大多数都很吃惊，“太傻了！”，“他们怎能这样傻啊！”有的学生干脆挥起了拳头大叫：“我要还击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消极抵抗”之力在美国也被他们的后人怀疑，何况在另一个对非暴力抵抗完全陌生的国家。但老师在学生评论完之后说：你们想知道结果吗？是他们胜利了，就是这些傻瓜们最后胜利了！
　　 甘地曾说：一次成功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仅应该取得胜利，而且应该使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在参加之后感到自己比参加之前更加有力、更加强大，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一种美好。
　　 暴力之力可以用物理的方法计算和测量，真理之力却能压断任何物理的秤杆。暴力的本质就在于使人恐惧，如果面对暴力时能够做到无所畏惧，暴力也就顷刻之间瓦解。任何一个可以平静的面对暴力、并且坦然接受暴力打击的人，他身上就蕴藏着比任何暴力都更加强大的力量，不管这种暴力是拳头、棍棒、刀枪、监狱、军队还是法律！美国黑人用这种“真理之力”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获得了自由，印度人也用这种“真理之力”战胜了殖民统治者的暴力，获得了自己的独立。
　　 对非暴力抵抗力量的怀疑，其实来自于对暴力的莫名恐惧；当我们从内心解除了对暴力的恐惧之时，也就是我们获得真理力量的日子。中国人对甘地的全部误解，其实都源于对自己的不理解，正是对暴力的恐惧让我们变得目光如鼠。
　　
　　 2004-1-21（除夕之夜）

甘地在1917年

　　
　　　　 秦耕
　　
　　　　事实上在甘地的身上还有更多的内涵和更加多样化的性格特征，他甚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如他反对现代工业、主张土法治病，主张独立后的印度放弃军队和国防等等。
　　　　把自己当作贱民：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划分为四种不同种姓制社会，不同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界限，在这些种姓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不可接触者”阶层，这些被当作“贱民”的人，不能行走大路、不能入庙朝拜、不能与其他阶层共用水井。甘地出身于第三等级的“吠舍”种姓，而且他的祖父、父亲做过土邦首相、王宫法官等，但甘地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心目中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他认为把人分为不同等级，违反了上帝的本意。上帝本来是让人与人平等相处的。他不认为这些人“不洁”，种姓歧视要求不能与这些人同处、不能饮用同一口井，但他在南非的寓所里，不同阶层的人共处一室，同吃同住，他甚至可以亲自为这些人倒尿壶，并从内心感到快乐。他在晚年反省自己对夫人的粗暴时，提到一次他夫人为这些人倒尿壶时流着眼泪，因而惹怒了他使他差点把夫人赶出家门。他夫人说我可以按你的要求去做，但要我从心里感到高兴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点使甘地生气。回到印度后，解救“不可接触者”阶层一直是甘地的主要工作之一，他创办的《哈里真报》就是专门为解救不可接触者呼吁的。为此他宣布自己就是一个贱民，并按照贱民的一切标准要求自己，他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握手，住在他们家里，与他们过一样的生活。在他晚年，为了引起全社会对贱民的同情和注意，他来到印度西北最贫穷的小村子，随便选一个地方住下，当一个真正的“贱民”。他不仅停留在这种贱民角色的扮演上，在打破禁忌、鼓励接触的同时，也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卫生条件，争取他们的受教育权和政治权利。甘地自作“贱民”的方法，使他在印度的政治领袖中成为唯一可以始终与底层民众同声共气的角色，这一点在南非时就是他的专长，旅居南非的各阶层的印度人都能把甘地这位侨领和律师当作自己的一员，尤其他晚年时赤足在印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旅行，与他们谈话、一起吃饭、住在他们家里，这使甘地从广大民众中获得了最强大的“非暴力”力量。
　　　　绝食专家：我曾经整理过一份《甘地绝食全记录》，其中介绍了甘地的14次绝食，绝食21天以上的三次，宣布绝食至死的也有三次。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全记录”，这只是甘地政治性绝食的记录。他一生的全部绝食次数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了，除过政治绝食，他还有宗教绝食、医学绝食。他多次告诉人们，绝食是一种技术，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要进行长达21天以上的绝食，必须是经过训练的人才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绝食极限是43天——魔术师把自己关在玻璃箱中43天，但这是“商业绝食”，43天内卖出的参观门票据说高达数百万美元。甘地不是魔术师，他从小因为宗教原因，经常进行绝食，这使他得以训练有素，以至于长期由他保持着人类的最长绝食记录。宗教绝食是一种修炼行为，使人的信仰更加纯洁，意志更加坚定，使人在自洁与自苦中提升自己的道德，体验生命。对甘地来说，绝食也是接近上帝、感悟真理的方式之一。这同时也是一种技术训练，他所掌握的绝食技巧使他在政治斗争中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绝食的方式实施“非暴力抵抗”。
　　　　爱监牢如爱自己的家：这当然不是说甘地是以犯罪为职业，但甘地确实是随时都有坐牢的心理准备。他回到印度前，凤凰村的居民们就先他而回到了印度，并在诗人泰戈尔等人的帮助下，在阿赫梅达巴创建了“非暴力抵抗学院”，安置这些人住进去。1917年阿赫梅达巴发生传染病，甘地在给学院物色新校址时，看中了沙巴玛第中央监狱旁边那块地方，他说“因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的正常命运就是走进监狱”，所以他故意让学院与监狱的比邻而居。从这一点来说甘地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职业囚徒”，坐牢在甘地是一种荣誉而不是惩罚，是一种“时尚享受”而不是一种需要逃避的灾难，他后半生平均三年就被逮捕一次，一生十多次被囚禁，但甘地对监狱的态度大异于常人，首先因为他是熟悉法律的律师，他在做事之前就清楚的知道他行为的后果，但他总是头脑清晰、态度果断、行为冷静的从事“犯罪活动”；其次是他每一次因“犯罪活动”被政府逮捕时，他决不逃跑，中国人称作“好汉做事好汉当”，他甚至致信给南非总督，要求把自己抓进监狱；第三，在审判中甘地总是很痛快的坦白自己的“罪行”，决不推委，决不抵赖，使审判过程变得很容易；第四，甘地总是请求法庭给他判最重的刑罚，在南非有两次经他请求，法庭把罚款改判为服苦役，在印度他也请求给他判处最重的刑罚，第五，一旦被政府逮捕，他就认罪伏法，完全遵守监狱的一切规定，甚至拒绝监狱给他的优待，要求与其他囚犯相同标准的待遇。根据我的印象，在甘地时代，至少在甘地时代的南非和印度，坐牢是一种很时尚、很荣耀的事情，非暴力抵抗者在甘地的感染和带领下，欢天喜地争先恐后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然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在家里等待警察对他的逮捕，因此在南非时，“警察奉命去逮捕某个人，常常却带回来三个、四个或更多的人”，以至于监狱人满为患，在印度，也同样是这样，听说这样干可能就会遭到逮捕，人们就兴奋的去“破坏法律”然后急不可待的在家里等警察来逮捕自己。以坐牢为业的是甘地，以坐牢为荣誉、为时尚、为享受的是他的非暴力抵抗战士。
　　　　手工纺纱者：甘地为人为事的奇怪，这就是典型一例。他执拗的认为，纺纱是印度独立的必要手段，于是就在全国提倡“土布运动”，他在为国大党制定党章时，甚至把缴纳党费改为缴纳亲手纺织的土布，还在决议中要求党员必须每日达到一定的纺纱时间，甘地自己也承认他把纺纱当作一种宗教。其原因就是甘地认为土布可以救印度，印度人口太多，不适合使用英国的现代化工业，他想在印度恢复即将消失的纺车，幻想家家户户纺纱的美景，自己坚持每日纺纱，他在监狱、在旅行中、在印度的独立日，他始终坚持进行。为了更加“印度化”，他在1921年前后剃掉头发，扔掉西装革履，用一块土布缠身，肩上披一块“拖地”，赤足行走，像一个游方僧或苦修的老沙陀。岂不知甘地当年到英国留学时，还整日对着镜子练习着装和表情，努力让自己像一个英国绅士。他夫人和孩子刚到南非时，他为了让他们能够被“文明世界”接受，强逼他们练习穿鞋行走，改变赤足的习惯，夫人和孩子的脚在鞋子中被磨得血流不止，啼哭不停。但他现在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1946年底他去英国出席印度独立的谈判会议并在会后走进白金汉宫接受英王会见时，也是这一身“印度化”的打扮。事后有记者问他：你这一身服装是合乎礼仪？甘地回答说“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他和我两个人穿”。他这身打扮常常使人忘记他曾经是一个律师，是一个狡猾的谈判对手，是一个谙熟政治手段的民众领袖，是一个能够熟练驾驭复杂形势的智者。
　　　　简朴生活者：甘地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他在南非从事政治斗争、在印度争取独立、解救贱民的时候，他每一项斗争的目标都十分明确，计划周详，但他自己的一生却是“听从上帝召唤”的结果：去英国留学是因为在印度的学校读书跟不上；学习法律也就是为了回来有一个谋生的职业；去南非更是偶然，南非有一个印度商人与另一个印度商人发生诉讼，因此希望聘一个会英语的印度律师，而甘地正在为饭碗发愁；谁知到了南非就卷入政治斗争二十三年，历经磨砺，在1915年以印度英雄的身份被迎接回国。在南非不久，甘地逐渐形成了自己朴素的生活态度和理想，说干就干，1904年甘地用1000英镑在德班附近买下100亩荒地，建立“凤凰村”，他当时的设想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他自己结束律师业务，带着老婆孩子住在这里，自织自耕，衣食无忧；其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定居；然后是那些在南非处境艰难的印度人，也给他们划一块地，让他们得以栖身，大家每月领取3英镑生活费。他希望住在这里的居民人人亲自劳动，个个品行高洁，把对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点，注重自己的精神修为……谁知他自己在凤凰村的居住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上帝总是召”他投身到新的公众服务工作中去。他在南非认识的德国朋友1910年把自己约翰内斯堡的1000亩地送给甘地，由他创建“托尔斯泰农场”。托尔斯泰农场后来在甘地1913年领导亚裔族群反抗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抵抗长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凡是被光荣逮捕的战士，其家属都被妥善安置在农场里。这位德国朋友卡伦巴赫本来计划陪甘地经伦敦一起回到印度生活的，但在英国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为是德国人而无法拿到护照，只好单身返回南非，终身过着甘地羡慕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沙巴玛第非暴力抵抗学院，这都是甘地对理想的简朴生活方式的实验，但最后他收获的是一批又一批经过训练、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非暴力抵抗战士。
　　　　不占有财产：当战后印度的共产党也在印度鼓吹共产革命时，甘地旅行印度各地进行“灭火”：我赞成在财产上平等，但完全可以用自愿的方式，让有钱人自己放弃财产，与其他人过平等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剥夺富人的财富呢？甚至剥夺富人的生命呢？在甘地看来，共产革命当然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放弃了他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甚至也放弃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与不可接触者平等相处，把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甚至降为“不可接触者”。“不占有”是甘地的三大人生信条之一，在他整个“公众服务工作”中，他没有去追求任何占有与获得，甚至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全部财富。他的一生，也是“乞讨”的一生，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要去说服富人把钱拿出来，因为知道他对金钱的态度，所以他的募捐总是很成功，每次都能募捐得比“需要的更多的钱”。我真的还没有见过那个人能像甘地这样对金钱完全没有“欲望”。他的哥哥知道他在南非做律师收入很高，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金钱，他写信给兄长：我本来有10000卢比要送给你，但你不要指望了，因为我全部捐给公益事业了，今后你也不能指望我给你钱，为此兄弟反目。
　　　　甘地就是这样一个内涵丰富、个性多面的人，因此他成为民众领袖、印度国父和“圣雄”，并不是偶然的，他的“非暴力抵抗”也不是他自己所说的是神的真理，而是根植于他的生活与印度民众的生活之中，是一种朴素而浅显的道理。甘地并不是神灵，他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人，甘地离我们并不遥远，甘地能做到的，我们其实也能做到，不能全部做到，至少可以部分做到。
　　
　　　　　　　　　　　　　　　2004-3-26

甘地与“甘地主义”
　　
　　 秦耕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甘地是文学理论中所定义的“这一个”，即他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体，他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他同时又是印度民众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他甚至被民众当作活着的和看得见的神来崇拜，在他的后半生，他所承担的工作之一就是来到印度各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但别人却因此有事干了，这就是“朝拜”甘地。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一个出身于印度教眦湿奴教派家庭的孩子，甚至是一个生性怯懦、拘谨、学习成绩跟不上而不得不退学的孩子，就在他从伦敦法学院修完法律专业取得律师资格回到印度从事律师业务时，也很不顺利，他在孟买的事务所开业不久就关门大吉，被迫回到家乡在兄长手下混日子。从这样一个并不优秀的青年成长为民众领袖以至于万民朝拜的神，其间的距离实在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要理解这个过程，就需要对他的生活有所了解，或者要理解“甘地主义”，就得理解甘地本人，而他自己把他的一生解释为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在他的自传中，他只记录他体验真理的生活而没有去描述他为公众服务的政治活动。
　　 素食主义者：他的素食主义源于他出身的教派，印度教有很多教派，他所属的眦湿奴派是主张素食的，从小他在家庭中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他跟不上学校的学习提出去英国留学时，受到他母亲和整个家族的坚决反对，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一旦到了英国的生活环境，必然破坏素食的教规，据他们对印度英国人的观察，认为到了英国想坚持素食几乎是不可能的。母亲以死相威胁，家族的长老也召开种姓会议决定开除他的教籍，最后他确实被开除了，直到他留学回来经过努力才得以恢复。在他上中学时，曾短暂违反过教规，有同学引诱他尝试吃肉，同学告诉他，英国人吃肉才长得高大威猛，印度人食素因此生得柔弱，所以英国人才能成为印度的统治者，他就和同学躲到无人之处尝试吃肉。不久他就在痛苦的压迫下主动向母亲坦白并作了忏悔，在母亲担心他到英国会破坏教规，要他作出保证时，他说他的那次忏悔就是最好的保证。在此后的一生中，甘地始终坚持着他素食的教规，初到英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食品，饮食习惯的不适应确实给他带来很大麻烦，他的身体几乎垮掉，留学几乎被他放弃，但他总算坚持下来，完成了学业。他的素食习惯后来在他的一生中都面临着不断的考验，有几次他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他身体太虚弱，希望他改变饮食习惯，他拒绝了，连喝点肉汤的请求也坚决拒绝，他说他宁愿饿死也不会喝的。他甚至极端到拒绝打针，因为他怀疑针管里的液体可能是从动物身上抽取的。他素食的习惯发展到后来，坚持每餐素食品种不超过5种，如果吃过药，就减少为4种或3种。这就是我们看到印度人种先天肥胖而甘地却如此羸瘦的原因了。
　　 禁欲主义者：甘地十三岁时就在父亲的安排下实行了童婚，结婚初期他从男女之事中发现了无穷乐趣，终日沉湎肉欲不能自拔。令他终生羞愧的一件事就是他父亲病重时，他负责照料，一天晚上他叔父来了，他就把照料工作交给叔父自己趁机跑回房间偷欢，刚刚十分钟他就被喊出来，而父亲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死了。他年轻时也被朋友一起拉到妓院，使他和妓女单独相处，他紧张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遭到妓女的嘲讽，不得不狼狈逃走。到英国时，很多印度人羞于承认自己实行的是童婚，谎称自己仍然是单身，甘地也不能免俗，装出自己也是单身的样子，被人邀请参加很多社交活动。一次去普斯茅茨参加一个活动，期间有一个风骚妇人极力勾引他，他差点难以自持。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必须从虚伪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他告诉那个女人，他已经成家并有孩子，然后提前退出社交活动独自回到伦敦。从1900年开始，甘地就有实行节育的想法，并不断尝试，他认为吃肉、喝牛奶、吃豆类可能会刺激肉欲，他的方法就是素食、参加体力劳动、甚至分床睡觉。1906年，当甘地结束朱鲁战争中的救护工作，回到凤凰村时，把他节育的想法告诉夫人，得到夫人的同意后，他就正式开始过起了禁欲的生活并坚持终生，时年37岁。在他的晚年，他的私生活在印度还曾经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以至于他被迫出来发表公开声明进行澄清。那是因为他和他一位正值妙龄的侄孙女同吃同睡。他的侄孙女摩奴决心追随甘地成为一个非暴力抵抗战士，甘地告诉她要成为这样的战士就必须训练自己，克服肉欲、对财物的占有欲等等，摩奴愿意接受训练，甘地就让她和自己一起生活，形影不离，晚上也睡在他身边，只有挨着男子的身体还能制服自己身体的欲望，才算训练成功。甘地的政敌就用这件事制造谣言诋毁甘地。甘地的禁欲不禁自己坚持，他还鼓励他的同事们共同训练。当然他把克服欲望也作为体验真理的过程。
　　 宗教平等主义者：甘地留学英国和旅居南非时，结交过很多欧洲朋友，因为他本人品行高尚，很多人也乐于和他结交，这使他有机会广泛了解其他人的宗教理念，他们赠送《圣经》给他，也带他参加基督教的活动，甚至经常就宗教问题进行辩论，他有很多次的旅行就是在宗教辩论中度过的。他还认真学习乌尔都语、泰米尔语，阅读《可兰经》，走访缅甸，了解佛教等。就是印度教中众多的教派以及非洲当地的教派，他也一律尊重，他认为宗教没有正邪高下之分，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所有宗教只有一个共同的上帝”。这种“平等宗教观”就是引起不同宗教信仰者与他辩论的原因。1915年他从南非回到印度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是一个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三大教派共处的殖民地，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仇杀事件不断发生，甘地就致力于教派团结，他主动支持穆斯林的“哈里发运动”，呼吁释放阿里兄弟，甚至为此拒绝出席印度总督召集的会议。他的晚年也是印度独立前夕，他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争取独立和争取印穆团结，为此多次绝食。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宣布分别建国时，甘地这位印度独立之父来到加尔各答，在一年前被屠杀的一家穆斯林弃毁的破屋中绝食、纺纱和祈，他和加尔各答的一位穆斯林领袖24小时形影不离，互相用生命向对方保证，从而避免了200万人口的加尔各答在独立之夜因宗教仇杀而发生屠城之灾。印度虽然独立了，却不是他本来追求的样子。最后，他还是死于一个印度教徒的暴力——致力于教派团结，却不被自己的同教派兄弟所容，一生主张非暴力，最后自己的生命仍然不能免于暴力之灾。
　　 道德至上主义者：那怕是甘地的敌人，也不得不在甘地崇高的品德面前感到羞愧。甘地最后一次离开南非时，与甘地殊死对抗多年的南非总督史沐资将军也给他举行送别宴会，在甘地70岁时，史沐资还在伦敦感慨：上帝安排我和这样一个人作对，实在是我的荣幸。说得实在一点，甘地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其实就是道义的力量，“非暴力”就是道德之力，用牺牲去感化敌手、用自己的无私去威慑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用自己的爱去召唤敌人心中的爱，如果爱回到敌人的心灵，哪怕仅有一丝，敌人顷刻软化，变敌为友，暴力就是这样被战胜的。正因为甘地一生致力于个人的道德修为，使他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因而才凝聚了巨大的道义资源，获得了可以战胜暴力的巨大力量——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引起成千上万民众仿效和行动，他就是这样获得“非暴力”这种特殊力量的。律师是世界上公认的“撒谎职业”，但甘地在从事律师业务时却保持着绝不撒谎的记录，他预先向当事人表明，如果隐瞒案件事实或指望甘地能向法庭撒谎，就请他另请高明。曾有一件已经胜诉的重大案件，甘地发现法官忽略了一处对甘地的当事人不利的证据，甘地不顾指导他的名律师的坚决反对，说服当事人冒着案件改判的风险向法官说明情况。因为坚持这种“律师原则”，他反而赢得更多当事人的信任，也赢得法官的敬意，使他的业务得以迅速发展。他1910年彻底放弃律师业务、全身心投入“为公众服务”的工作时，他在南非的律师业务的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可以购买600亩土地的数字。在甘地身上，他被人们了解得最多的也就是道德至上，因此我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秦 耕
　　
　　
　　
　　
　　 　　
　　 　　
　　 序：现在是“放风”时间
　　
　　 　　
　　 一
　　
　　　　1997年2月17日的傍晚，我家的电话响了，里边是一个男人陌生的声音：“你是秦耕么？”我楞了一下说：“是的”“那你下来一下，我们在楼下等你。”我说好的，几分钟后我就下来。
　　　　今天上午播出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因此我知道他们是谁了，我也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
　　　　接下来我继续把牛奶冲好，装在奶瓶里交给三岁多的女儿，然后把妻子叫来，交代她明天应该去买奶粉，并把如何辨别真假雀巢奶粉外包装方法教给她。她不解的问：你要干什么去？我说：公安厅的车就等在楼下，我不知我今天去了是否还能回来。她开始骂我，同时也发牢骚，并诅咒我干脆被拉去枪毙了才好。我说行啦，我要下去了——难道还要他们上来到家里吓着孩子吗？
　　　　跟女儿说过再见后，我就下去了。果然有一辆公安行政车牌的旅行车停在楼下，车上的两个陌生便衣对我非常客气。我调侃道：怎么？什么地方还有水库没有修好吗？
　　　　 见他们不解，我就解释说：毛泽东死的时候，把四类分子全部集中起来到水库工地劳动，并由武装民兵看管——咱们现在就快点走吧。
　　　　 他们两个都笑了，年长的便衣说：秦先生很有幽默感哦。咱们今天交个朋友，走，咱们去喝茶！”
　　　　 果然，他们拉我到就近的酒店，在咖啡厅坐下。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和我很客气的聊天，五湖四海天上地下，但一句“接触”主题的话都没说，临结帐时，执意让收银员再去拿了两包红塔山香烟硬塞到我口袋。
　　　　 我说你们这可是在乱花纳税人的钱啊，见他们有点尴尬，我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这几天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也不去，好不好？
　　　　 他们笑着说：没事没事，今天就是交个朋友，以后多联系。
　　　　 于是我们就此告别。
　　 　　
　　
　　
　　
　　 二
　　 　　
　　
　　　　1997年后半年，他们似乎特别重视我，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有何政治背景。不久我单位所在地派出所经常与我联系，我明白我的名字当然列在“重点人口”名单上——刑满释放人员、有劣迹的人、吸毒人员、外地来的暂住人员等等。先是找我单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人事档案全部复印一遍送去，虽然那档案里一大半不过是我当年高考时的试卷；后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照一张全身照送去。我天生不爱照相，总是不记得；一天又把我叫到派出所，做谈话笔录。
　　　　我问：我出狱七年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完没了？这位姓刘的高个子警官，坦诚相告：这事永远不会完，除非你死了——中国的情况你不会不了解吧。“
　　　　接下来他告诉我，对我的监控，近期从省厅六处移交市局，市局必须建立完整的“重点人员档案”，他并发出感慨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市局里你的档案竟然是一片空白。
　　　　在做笔录时，内容涉及到我的家庭生活，刘警官对我的夫妻关系紧张一事特别敏感。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忧虑。我明白他担心什么。离异可能使我这个重点人口变得更加危险，至少是更麻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1997年11月11日下午16时我婚姻解体的这一时刻，他现在和我一样清楚吧。
　　　　刘警官一口东北腔儿，高个，红脸膛，很英俊，让我想起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那个东北小伙儿，他把他比喻为一株红高粱。做完笔录后，他反复提醒我尽快把照片给他送来。
　　　　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刘警官电话，还是为照片的事，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毫不客气：去派出所无公交车，我打的你报销吗？他提高声音：我对你一直很尊敬，按我们的要求，每两个月得跟进一次你的状况，但我都没有这样做，对你放得很松，希望咱们彼此互相理解。”我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你总不能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替你工作吧？
　　　　 最后他口气缓和下来，催我快点送去照片。
　　　　 几日后，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个下身着警裤，上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他们说：刘X叫你去一下。”
　　　　 天下着小雨，路上很泥泞。我跟着两个小警察到了一处地方，见门口挂着街道综治委的牌子。上了狭窄的楼梯，刘警官果然在等我。
　　　　他诚恳又无奈地说：你太不象话了。
　　　　 说完不停的摇头。不一会，小警官按他的指示，叫来一个照相的人。于是我靠墙站着，被正面、侧面、半身、全身地照了一遍。记得我始终很开心地笑着——我希望今后不管何时，我都在某间屋子的某个文件柜的某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笑着，而且不管哪个警官，只要他打开我的档案袋，首先看见我灿烂的笑脸。
　　　　 照完像，刘警官说：你给他十块钱。
　　　　 我说：咦？这才奇怪，我免费供你拍摄，不收你的肖像权使用费，你倒反要我出钱？他也笑起来，就从自己口袋掏了十块钱
　　给那摄影师。接着他在砧板上刷油墨，分别拓取了我的十个指模、两双掌纹、两双脚纹。我穿袜子时抱怨他未能提供洗涤用品——这样穿袜子肯定把袜子毁了！我假模假样地要他赔我一双袜子。
　　　　 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
　　　　
　　 三
　　 　　
　　　　 我出狱十二年了。
　　　　 多年来，不管我浪迹萍踪、工作单位如何变换，以至于朋友失散无从联系，但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992年，当我出狱两年，准备与几千里外的未婚妻结婚时，她所在地的铁路公安抢先一步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结婚后两年多，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每次见到我都要告戒我：一定要小心！公安并不知道我和这位校长是好友，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每次去的时间、离开的时间、和谁接触过等等内容，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才懒得这么做！”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政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领导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走出高墙、重获自由之后，始终有一张我虽然看不见、却有形、严密的网络在监控着 我。
　　　　 李宪源先生嘲笑我“不敢用真名堂堂正正 在网络上发言时”，我回复“非不敢、实不便也”，他又是一番嘲笑。我不再回复他。但我知道，他像多年来我被人嘲笑的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四
　　
　　　　女儿两岁时，有一次在酒桌上听朋友说“你在监狱如何如何”的话。她未吱声，但记在心中。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你坐过监狱？”我大吃一惊，马上想起是朋友多嘴引起的。我懊恼万分：如何对女儿解释？如何让她相信爸爸并非坏人？
　　　　 我抱起她，说：小姑娘，爸爸不是坏人，你要相信，好吗？等你长大些，能听懂时，我再讲给你听好吗？她未置可否。
　　　　 在她不满五岁时，有一天，她又问起这事。我说：我说过等你长大些，可以听懂时我再解释给你听。
　　　　 她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小学了，你现在说出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听懂。
　　　　稍作犹豫，我尝试着解释说：爸爸是因为从事 *** 运动被关进监狱的。 *** 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看，你觉得谁好呢，你就选谁当领导；谁当不好就另选一个来换掉他。而咱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不让老百姓选，有错误还不准批评.……..
　　　　女儿叫喊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jXX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dXX！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怕我听不懂？
　　　　 这时我只好认真给女儿解释说，爸爸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只是希望把关系到老百姓的事能办得好一些。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决不相信。我告诉他：的确是真的，绝无虚构。
　　　　我女儿八个月时学会说话，一岁时可以与人交谈，而且她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出较长的句子，还可以不时在句子里用一、两个成语——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我用成人的语言，每天和她不停地说话，所以她一开口说话，就直接使用着成人的语言。
　　　　
　　 五
　　
　　　　 十三年前，当我还在四堵高墙电网之内的一间黑屋子被囚时，我就想我要把这段生活写成一本书。但十二年来，我从未动笔写过一个字，六本《狱中日记》也扔在了几千里外一个朋友处。原因有二：写了无法出版——写了是白写，说不定还因手痒而惹祸。我总不能像《红岩》那样、像方志敏那样把自己写成正面角色、把公安干警写成反面角色吧？第二是写出来之后有什么价值？
　　　　前天，当我看到余杰说“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黄喝楼主的“勇敢说”及任不寐的“专制是对人民心内怯懦的惩罚”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写这段经历了，我找到了主题：我要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我的狱中日记扉页自题四个字：爱狱如家。
　　　　 我要告诉人们：坐监狱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暂定的题目是《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但愿不要写得太长。几十万字写起来很累，但愿我还能坚持下去，把它写完，与大家分享。
　　　　 是为序。